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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延自刎于汶水东，本自有功褒和抚恤，但这事却被济北国上下给有意忽略了。
当时刘延的媳妇曾哭诉找刘延的上司周凤，问为何别家的抚恤都下来了，而他们家没。
汶水之战后，周凤部伍尽丧，就带着自己小舅子和三个扈兵回了蛇丘。本来他已经坐家待罪，但为了给自己爱将讨个公道，他找到了署吏，问其中缘由。
那署吏也没藏着掖着，而是直接讲了原因，其实也不复杂，那就是上面有意想让刘延承担起汶水溃退的罪责。
这次逃出升天的百多济北国兵基本都是中军的士吏，他们对刘延颇有微词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次撤退变成溃退就是因为负责殿后的刘延部失职，没能将贼军挡住，使得贼军直接突入到码头。
近七百多弟兄就这样蹈死赴汶水，连汶水都为之断流，真是惨啊。你刘延难道不需要对溺死的弟兄们负责吗？
是，贼兵势大，殿后的刘延部也尽忠了，甚至刘延本人也自刎当场，不可谓不尽忠。但事情不是说只要努力就行的，要的是完成。溺死汶水的军卒们难道会因为你刘延一句“尽力了”就安息吗？
当时听到这番话的周凤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些腌臜胥吏会这般无耻，让英雄留血还要让英雄家属流泪。当时周凤就大闹了府衙，但此时部伍丧尽的周凤，可谓落难的凤凰，连草鸡都不如。那些胥吏根本没惯着周凤，直接将其打了一顿，撵出了署衙。
要知道周凤可是国家的经制校尉，而这些署吏竟然敢打他，可谓胆大包天。但再出人意料，也在情理之中，只因为这蛇丘真正做主的就是这帮豪强胥吏。
自前汉行秦法，历代太守一個重要的责任就是平抑地方豪强。
豪强之属有三类，一个就是七国贵胄后裔，这些人在秦时并未被消灭，秦乱后或结砦自守或依附群雄。等刘邦定天下后，这些人一跃成了地方最势力人家。
豪强第二类就是前汉的军功侯。刘邦是个及其大方的人，为其打天下的，有一百三四十人封列侯，享受食邑。这些人基本落户在了自己的封地，成了地方上的势力人家。虽然这批人后面都几乎被除国，但势力依旧在各地方留下了。
而最后一种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强宗大族。天下初定，刘邦就为自己四十万将士分了田宅，这些人是最早一批自耕农。后来历代官府都不断迁徙流民开垦田土，几次大规模赐予田土，这都是王朝初期的进取表现。
但自耕农的效率是顶不住强宗大族的集体生产的。所以只要天下承平，这些强宗大族就会迅速依靠其人多势众、生产发达迅速崛起。尤其是前汉前三十年又行黄老之学，不干预地方，使得这种趋势更加快速。
所以自前汉武帝后，汉家太守就开始打击这些豪强，其中任用酷吏、刺史，甚至颁布《迁茂陵令》，史载“世世徙吏二千石、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”，实行“徙陵”制度，将各地豪强迁移故地，使之不能继续发展壮大。所以汉代五陵年少皆是豪势子弟。
但这种方式不过是扬汤止沸，豪家兴起的趋势跟本扭转不了，等孝元后，更是直接放弃了徙陵制度。但不论怎么说，前汉在整体上是抑豪强的政策路线，但到了本朝以后，这个政策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，从抑制豪强变成了依赖豪强。
这一方面是新莽末年，各豪族纷纷聚众自保，他们以保护乡里的名号，将宗族、宾客、乡众聚拢，以坞壁的形式稳定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汉家掌控了城市，而豪势掌握了乡野。
虽然后汉以后，尤其是光武一朝出了不少酷吏，依旧秉持汉家传统、抑豪家，比如光武有个酷吏叫李章，其家五世二千石，修的《严氏春秋》，后为光武拜阳平令。而当时赵、魏豪右往往屯聚，有清河大姓赵纲就于县界起坞壁，缮甲兵，为在所害。而李章到任后，直接设飨会招待赵纲。这姓赵的土豪赴宴的时候，带文剑、被羽衣，率士百余人，煊赫无两。但后来怎么样呢？在宴会的时候，李章剑斩赵纲，其党羽也被一网打尽。
但以后像李章这样的酷吏就很少了。因为酷吏的下场往往都不好，不是被免职就是被发配。所以后面的主官到任后就开始走你好我我好大家好的和气路线，后来更是直接辟豪势子弟作为署吏。
自此汉家权柄下沉到了豪势子弟手中，而辟举的主官又往往是纯儒，只通读经典，而不熟庶务。临政之时，袖手高坐，谋由吏出，钱谷诉讼一无所知。
可以说地方上的这些豪势署吏才是真正有权柄的人，而且他们还世代把持，用联姻的方式，结合成一个根深蒂固的网络。可以说流水的主官、铁打的署吏。
开始还有一些太守有心振作，但在事权归于豪势之家的情况下，不论他们做什么最后都会是失败。
简单为例，济北国曾有一任相国曾经靠沿济水开辟一条渠道，用来灌溉农田。本来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。但事情坏就坏在，当时的太守是一个抑制豪强的古法派，豪强们就将这件事给搅黄了。
如何做的呢？因为他们把持乡野舆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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